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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紫峰与高毓浵事略

2019-05-17 21:51:40

在清代,经咸丰、道光、光绪以致宣统,小王庄镇小苏庄村出了两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这就是至今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广西巡抚高崇基和翰林院编修高潜子。岁月不居,历史沿革,虽然在大港和静海地区有一些他们的传说,但因参考资料甚少,使这一地区历史文化中的浓笔重彩尘封得不为人知。近些年,笔者有幸得瞻大港高氏家谱,并主持编辑了《静海高崇基墓誌铭蓝本》和《潜公手稿》,才大概知道了二公的一些业绩。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大港地区的历史和曾经出现的历史人物,传承优秀文化,建设现代文明,故将高紫峰与高潜子二公之事略述于后。

高紫峰(官至广西巡抚)与高潜子(官至翰林院编修),皆生于滨海新区大港小王庄镇小苏庄村,为东树深高姓,清时参加科举,俱进士及第。2公为亲叔侄关系,其先祖世居山东青州益都蓝柳树庄,自明代洪武10三年,即公元1380年燕藩就封,其先祖从燕王(朱棣)北来。初定居今小王庄镇南和顺庄,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迁居东树深庄,于清乾隆6年(公元1736年)迁居小苏庄村。

高紫峰事略

高崇基(字紫峰)(公元1822—1888年),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考中进士,官至兵部侍郎、督察院右副督御史、广西巡抚。静海旧县志有传。因小苏庄划归大港,静海新县志未列入。

高崇基少年聪明,其墓志铭中称:“生有异禀,七岁能诗,乡里号神童”。

高崇基出身地主家庭,祖父高廷锡,其父名霖园,生子5人,崇基排行第二。高崇基的大哥少亡,他本人执着科举。家中缺少当家人,致使家业“日替(衰)”,迨其父死后,不能为葬,以旧田质之里中,始克成礼。咸丰八年(1858年),父丧服阕(满),出任山西寿阳县知县。时值陕西回民起义骚乱,寿阳为出征要道,“首当其冲,往往兵至,索车不得,閧堂塞署,至于殴役而尤未能已,公独从容应之,军以不譁。”反应了当时清军纪律的松驰、混乱情景。高崇基在寿阳任县令七年,有“民情爱戴,颇著循声”的好评。

同治二年(1863年)沈桂芬任山西巡抚,“耳(闻)公名,调补介休”。公“下车之始,以三日决牍二百,至一月遂决牍千余,一邑惊之若神。”该县滨临汾河,沿岸农田因“河迁徙无定,或失粮而尚纳其空税(无地交税),介人苦之。”“公乃召绅耆之有望者,率里胥(乡镇干部)周视河干。以田为经,以人为纬,编造鱼鳞清册,阡陌了然。既成后,亲赴各乡,按册抽查,有影射,立发其覆,皆相顾失色。大府闻之,取其法,行之通省,以为矩矱。”

同治4年(1865年)调凤台县训练团练防捻军遭到清廷赏识。“同治六年以卓异赴部引见”,受到同治帝的接见,命回任候升。十月陕捻军张宗禹部图援山东捻军,由陕西宜川渡河,“破吉州,扰平阳,乘势北上,太原告警。统兵者知公素得民志,檄带乡兵,防于韩侯岭,以当北路。公乃治守具,环城皆置炮,约绅民以死守,而自赴防所。邑人气壮,贼以宵遁。”地方上为他竖立了“功德碑”。高崇基以防捻有功,调阳曲令。“公既至阳曲

,以其地为诸邑冠,应接倍繁,官斯土者,每勤于应对周旋,而文案或委之幕宾,乃力返其辙,悉手自披阅,如在介时。三年无留牍,刑为之措。”

同治十年(1871),左宗棠任山西巡抚,奉请升知府。光绪元年,补授安徽宁国知府。“履任五日,而有建平教堂之案。公声色不动,出以持平,民教皆帖服。旋又以土著与客民交閧,将为变。有议请省会发兵者,公不可,曰:是因乱而愈扰之也。乃立拘两造到案,剀切剖谕,欣服,至欲醵金制匾,盖以致颂。公谢之曰:‘尔曹各相敦睦,不生事端,即所以报我,不在外观之饰也。’土客皆感叹而去。”安徽建平教案,及土著人与客家人的斗争,史俱缺载,可补近代史之缺。

光绪八年(1881),当时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以晋藩库欵,自道光二十八年后(1848年),从未清算,端绪庞杂,思所以理而治之者,莫如公。复请于朝,调公往。”“时军务甫平,劳来安集,所待以举者既多”,“且盐池(解盐为中国四大盐场之一)之利为晋中根本,乃兼委以善后营务、盐法各事。”对这三大任务,高崇基“俱克尽厥职”顺利完成。光绪9年(1882年)以候补道署(代理)布政使。高崇基“用人理财,皆殚精竭思,审慎至再而后发。”有较强的办事能力,张之洞“倚之若左右手”。光绪十年(1883年),由河东道,升任按察使,翌年又升布政使,连升三级,遭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回任后“公益黾勉,巨细必亲,乃至漏下犹未就寝。”工作十分勤劳。

光绪十二年(1885年),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调高任广东布政使。广东珠江沿岸农家,也有类似汾河沿岸无地纳粮的情况。他将介休成功的经验,用于广东,收到更大的效果。“粤之近江沙田,水至则江,水落则尽为膏腴,富绅攘有其利而税多不输,官府欲止之,无如何也。公至清丈,法如介休之河田,而每年升科多至数十万,藩库赖以不匮。”张之洞将此事上报朝廷。解放后所编的近代史籍中对此有所记载。

在广东高崇基十分重视整理吏治,培养管理人材。“粤地风俗侈糜,藩库度支浩繁,或入不敷出,所恃者转以厘金为大宗。亲其事者,动视为利薮,且因缘为奸。公洞察其隐,严定比较章程,汰各厂陋规而增局员薪水,以养其廉。公别黜陟,严而不苛,积习为之一变。”在任布政使期间,正值中法战争,他在广东稳定财政收入,对这次战争的支持起到一定的作用。张之洞在山西、两广获得政绩,高崇基是有一定的功劳的。

高崇基为官三十一年,由县令逐渐升到巡抚,是清末一个少见的清官。清朝末年,我国封建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官吏腐败风气不堪言状。官僚贪污的钱财,必在其故乡建府第、置田产。所谓:“一任清知县,十万雪花银”,是家喻户晓的常事,何况一个封疆大吏!他为官勤政廉洁,到去世时像一名穷读书人,连一点积蓄都没有。而高崇基所任官职,皆是实权在手,特别是曾任山西、广东两地布政使,那里是清代最大的“肥缺”,贿赂动辄万两白银。高崇基“及其薨也,官署无箧衍之蓄,萧然幞被,不异儒素,不管官与绅,识与不识,见之者皆为酸鼻”,“黄童白叟,皆传口碑”。他关心百姓,公平、公正地断案有“民情爱戴,颇著循声”的好评;他重视文化教育,在安徽“重建谢脁楼,延郡中文士,觞咏其间,而亲课书院生童,且增其膏火,以资鼓励”;他注重吏治,政声非常好。张之万(张之洞的大哥)在其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反复推论欲求1间而不可得,其亦可为一代之完人矣。”他同时代的人写过一首诗:“晋野皖山志荩臣,瘴雨蛮烟庆生辰。反复推论无一间,张公深许是完人。”今人对高崇基也有评价。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任所长、离休干部赵地先生在墓志铭的跋中称:“高崇基一生,以身作则,‘俭以化俗,清以持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是封建社会难得的清官,可与康熙朝之‘天下第一廉官’于成龙媲美。而腐败透顶的慈禧王朝不可能表扬一个清官,否则益彰其丑。谓余不信,请看寓居天津各租界,北洋军阀时,下野省长之豪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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