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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近代中国联省自治的失败

2019-06-07 22:53:14

  近代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各方政治势力纷纷出场,有识之士先后提出了各种主义和救国主张,有的仅仅在思想界流行一阵便销声匿迹,有的一时顺应了潮流得以付诸实践,却因水土不服、政局动荡而中途夭折。百年前的政局跌宕起伏,这背后是什么在起决定性作用?民初的政党政治乱象丛生,这当中又隐藏了怎样耐人探寻的密码?百年前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本刊即日起开辟“近代史的启示”专栏,刊发系列文章,敬请关注。
  近代中国曾有一个梦想,在当年被追寻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它便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在晚清萌芽,在上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中达到高潮,但随后,它就被刻意遗忘了。
  “东南互保”:削弱了清政府中央集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短短几十年,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生活习惯、思维习惯,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巨变,区域发展差异凸显,地方主义崛起顺理成章。随着剿灭太平天国的湘军集团崛起,督抚们渐渐把军权、财权与用人权等揽在自己身上。从此,地方坐大,中央衰落。
  中央集权的危机,在清政府那里早有预感。尤其让清政府震惊的,是1900年的“东南互保”。那时候,因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爆发,清政府向列强“宣战”。而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清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互保东南。
  这个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1901年,梁启超就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各国立宪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然而,清政府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数百年的“家天下”思想已经深入骨髓,很难真正去分享权力。于是仿行立宪的原则,就成了“大权统一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依然掌握实权,只是允许民众参与讨论政治而已。但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步,清政府实际也没做得到,它真正的思路或者说“惯性思维”是——削弱现行督抚权限,各省新设督抚权限仅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财政、军事权悉收归中央,反倒是要加强中央权力。
  清政府的决定,引起地方势力的严重不满。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公开反对,表示很难办到,各省督抚也相继表示不满,此案只有暂时被搁置起来。清政府仿行立宪宣称要解决中央、地方的权限问题,结果却南辕北辙,很不理想。
  湖南新政: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
  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由于战败,中国人就去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中国没有民间社会,没有“自组织”,没有新闻媒体,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这一特别机遇被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敏锐地抓住了,而他们之所以在湖南进行试验并能成功,主要还是因为湖南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同时并存。
  就区位来看,湖南拥有一个特殊的窗口——广东。湖南人至今外出打工,依然首选广东。广东是近代中国与外国人接触最早、最多的地区。湖南人通过广东这个窗口,看到了西方文明优长之处,因而有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毛泽东等一大批力主学习西方的湖南人。另一方面,湖南在中国的位置,当南北要冲,为西南门户,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湖南人排外、反抗的思想格外激烈。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山东胶州湾、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湖南人就在两年自治的经验基础上准备独立。这当然不是分裂,而是准备像梁启超等所期待的那样,以湖南独立为中国将来重建统一积蓄力量,保留一个复兴基地。
  湖南独立在1897年没有成为现实,因为清政府鉴于胶州湾事件的巨大影响,在第二年开始了政治改革,是为戊戌维新。戊戌维新为湖南地方自治增添了动力,湖南省内的南学会,就是一个提倡地方自治的政治团体。遗憾的是,湖南地方自治并没有结果。戊戌变法在1898年秋天逆转,湖南地方自治试验也就随着陈宝箴、黄遵宪被解职而烟消云散。
  从地方自治到联省自治
  20世纪20年代初,过去的地方自治先锋,又成为“联省自治”运动的领头羊。湖南不仅在1920年11月由省长谭廷闿、师长赵恒惕发表通电,第一个宣布自治,还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宪法。在湖南省的启示下,四川省的刘湘,贵州省的卢焘,广东省的陈炯明,江西省的陈光远,浙江省的卢永祥,陕西省的陈树藩,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等政治强人,都先后运用各种方式尝试自治。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纪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
  联省自治:很快被北伐统一所取代
  其实在各省自治期间,就有好几次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比如1921年,湖南、四川决定出兵驱逐北洋的王占元,帮助湖北自治。湘军出动前,省长赵恒惕派多名说客到西南各省活动,说打算在驱王之后,在武汉召集各省代表,商量组织联省自治政府的大问题。提议一出,云南、四川、浙江、山西等纷纷表示赞同。当时甚至有传言,说是联省政府的名单都有了,比如黎元洪任元首,段祺瑞任总理,陈炯明长陆军,而孙中山则传说要被推举为太平洋会议的代表。当然,这些组建联省政府的尝试统统都没有结果,自治运动很快被北伐统一所取代。
  联省自治从1920年兴起,如火如荼开展了几年,仍没有实际效果,并常混杂着各个军事实力派的争斗,让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失望不已,更没有唤起民众参与的热情。1924年,倡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起后,很快俘获了大部分人心。
  随着1926—1928年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的中华民国结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重启,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孙中山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这显然是担心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不过孙中山的担忧还是出现了。统一只是表面的,“北伐”中那些主动投靠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派,仍旧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实行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
  联省自治为何会受到许多军阀的青睐,又为何以失败告终
  自从进入近代后,中国的内部变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政,总带有一些国际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长期稳定繁荣,给世界以重要示范,许多国家从原来的单一体制改为联邦制,甚至连社会主义苏联,也在以联邦为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国际背景。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的和平方法”。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即使有几位比较超脱的军人,如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他们也不能强求所有军事实力派都和他们保持一致。比如吴佩孚,他过去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他羽翼未丰,一旦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1921年9月10日,他与孙传芳等人联名通电,提出在庐山召开所谓“国是会议”,以发起国民大会,恢复旧法统,取消南北政府,实现全国统一。而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
  那时人们普遍的困惑是:中国既有军阀专制,则任何形式的自治,都必然带有军阀割据的特征,都是“军治”,而非“民治”。军阀未除,“自治”二字不必假用。军阀成了中国落后、混乱的替罪羊,由军阀主导的反军阀运动,却成了国民的一场狂欢。黄山专科医院治疗癫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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