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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谋食谋道及其他

2019-05-19 20:30:53

仅以《史记?孔子世家》为文本

摘 要:本文通过对《史记?孔子世家》的细读详解认为,孔子周游列国的根本原因既不在于所谓“谋食”,也不在于所谓“谋道”,而仅仅在于其作为哲人本身的被迫与无奈;或者说,其实不在于其“干七十余君莫能用”,而是在于何以使“七十余君莫能用”。从而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尼采以及柏拉图之所谓“哲人与城邦”间固有的根本对立之关系,揭露了作为“哲人”与成为“政治哲人”的孔子、“去鲁”与“反鲁”的孔子之“两个孔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其中既有历史的爬梳考辨,又有哲学的切问近思,更有文学的铺陈、烘托和渲染。

关键词:谋食 谋道 政治 政治哲人 大戒

众所周知,孔子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标准的流亡人士。据《史记》载,“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而“索隐”却认为,他在外流亡了10三年。此外,另据《史记》推算,乃至还可以说是十五年。但不管怎么说,10几年的时间总还是有的;而且也不管怎么说,背井离乡、在外奔走不长也不短的十几年的流亡生涯,即使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乃至于在某个个体生命的运营当中,毕竟其实不多见。这一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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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性的生存境遇难道是偶然?尽管历史上的老子本人似乎亦有着与孔子类似的“流亡者”的经历;但当是时也,他毕竟又是匆忙上马(或许在此称之为“牛”更为合适)、挂印西行并且从此而优哉悠哉,不知所踪——除了在出关之时,迫于无奈而写下了一部长达五千言的《道德经》外,直至今日,并没有人能够准确知道,从此以后,他到底去了哪里、途经何处、有何遭受和终究他究竟又是怎样的一个结局,而有的只是古往今来人们对他所作的这样或那样的1些个极尽于浪漫主义色采的假想、推断和猜想。但这一切在孔子长达十几年的流亡生活中大致都有过——有来有去,有影有踪;而且这一切的一切,就明确而完全地记载于《史记》里的一篇《孔子世家》之中。

本文之作盖无意于对孔子10几年之流亡生涯的详加考辨,也无意于对此期间其如此这般的颠沛流离生活的深入纠缠——要知道,此方面,该说的话,早已在太史公那里,替我们都说过了——而只是在于:对十几年来其何以要周游列国、不停地流亡,作出个人性的切问与近思。对此,虽然司马迁也一样说了太多的话,但在其话语的背后,仿佛还有着难言之隐;换句话说,有关于此,太多太多的话,仿佛他还没有说。而且谁能保证他为此而说过的那些话就一定都是真的?谁又能说他的那些言语(speech)不是用来骗人的?

1、流亡:“谋食”

考察孔子个人十几年来长期在外流亡生活的缘由,翻开一篇《孔子世家》,则最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恐怕是这样两个字:“谋食”——为了谋求列国统治者们所可能给他提供的身份、地位、荣耀及其他现实生活中可以想见到的诸多条件和待遇,而且这样一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亦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既如此,那末还有甚么不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呢?其实,关于这一点,即便在该篇当中、即使在司马迁本人那里,仿佛也未予回避——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太生活化了、太现实了,而生活中太现实的东西,则往往是很难或根本没法加以回避的——要知道,即便你不说,大家也都知道;而你说了,一方面无疑可以验证大家的推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让大家认证你的现实与诚实。

但问题却是,其实太史公并没有说,或最少说是并没有直接地说、公开地说;而这却并不意味着他什么都没有说,意味着他的完全躲避、保持缄默或无可奉告。况且他的确是说了,只是他的说,从文学的角度上讲,是通过“叙述”和“转述”的情势体现出来的罢了——而“叙述”和“转述”,其实也是在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其中一个“贫”字,无疑是指孔子经济上的拮据,而“贱”字则是说他在社会上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惟其如此、惟其“贫且贱”,后来“季氏飨士,孔子与往”,季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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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阳虎才胆敢对他横加阻挠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固然此时位卑言轻的孔子也很明智,“由是退”。既然“贫且贱”,则若不“谋食”,还要谋甚么?一个连饭都吃不上、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还会有甚么其他别的更多的想法么?所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毕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至于所谓“鲁复善待”一句,则是说以前人们并不看好孔子,“异之”,待他并不好,后来又好了起来。不再“异之”了而是认可了他并给了他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而其“食”的问题,固然也就可以解决了,“由是反鲁”。

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因而可知,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食”;而且即便贵为国君的齐景公本人,亦未能脱俗。固然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齐景公的一句假定,但问题是,为什么假设恰恰要说到“食”——对一个国君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要算是其国内秩序是否稳定的问题、其统治可否能长治久安的问题以及其职位是否保得住的问题,“食”则无论如何是谈不上的;但事实上,他谈的却是“食”。听到孔子作如是说,景公自然高兴,于是便拟“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这个待遇不低,若在鲁国,大概就相当于地位最高的正卿季氏。“以尼溪田封孔子”做甚么?当然是“食”。但后来却由于晏婴的从中作梗,景公改了主张,“奉子以季氏,吾不能”,最终仅仅“以季、孟之间待之”。如何“待之”?由此看来,也还是“食”。

卫灵公问于孔子曰:“居鲁得禄几何?”孔子回答说:“奉粟六万”。于是乎,“卫人亦致粟六万”。而“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一句话告知我们,这个“粟”,即意味着“食”。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而这明显也是“食”,而且是孔子本人亲口说出来的。同时,孔子曾对弟子颜渊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其意思是说,假如你有足够多的财物的话,那末我就去做你的助手。而这个“财”,当然也意味着“食”。这些个或明或暗的“食”,无疑都是借助于司马迁之笔而为我们留下的有关于孔子在其流亡生活中的故事。既如此,如何不可以说孔子的流亡是出于“谋食”?而且子不曰“事君,敬其事而后食”?而其“所重”不是“民、食、丧、祭”么?——其中的“食”,又是排在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仅次于“民”的“重中之重”。

魏献子曾经说过,“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忧”[6];而《国语?晋语》上又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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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宰食加”[7]。由此可见,“食”对于时人(又岂只是时人?)而言,的确是太重要了。既如此,如果说孔子是为“谋食”而颠沛流离、奔走呼号,从《史记》之所记来看,大概亦不无道理;而且若从司马迁所叙述的笔触上看,他仿佛也在十分成心地给后人、给《史记》的可能读者们造成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谋食”毕竟是民之所欲、人之常情,而为“谋食”而流亡,于情于理,也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子不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8]?而且纵观一部《论语》,孔子亦似乎并不把一个甚么“食”字太当一回事,譬如他总是说“君子食无求饱”[9],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0],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1],而且他还曾如此的评价自己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2],甚至于当子贡问起在政治上,在“足兵”、“足食”与“诚信”三者之间,“必不得已”而要去掉其中的两个该怎么办的时候,孔子却决然绝然地回答说,第一“去兵”,第二“去食”,并且在说过“去食”以后,紧接着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3]。由此亦可见,说孔子的流亡就在于“谋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而司马迁于《史记》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在谈甚么孔子如何为“谋食”而奔走的事,则不过在于:有意地去欺骗那些哲人尼采之所谓的在“气质上和天性上不宜听”“稀罕的声音”[14]的人士罢了;换句话说,实际上,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有那种事。

2、流亡:“谋道”

既然孔子的流亡并不在于“谋食”,那末是不是就意味着他是为了“谋道”呢?有可能;而且支撑这类论断的理据,无论在《史记》还是在《论语》当中,都是俯拾即是、屡见不鲜的。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浊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同时,《孔子世家》当中有关于其为“谋道”而流亡的叙述和转述的文字,更是占据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而且仿佛还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这里孔子之所以“不仕”,是由于当时“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相反,如果说他“仕”的话,那末从此以后他也就不会有什么流亡了。也就是说,他之所以后来要流亡,是由于当时鲁国的政治“僭离于正道”。因此他便要流亡,为“谋道”而流亡。

当孔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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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中“去叶,反于蔡”时,曾遭受到了一个名曰桀溺者的嘲讽和奚落;而孔子对此的直接反应则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也就是说,如果天下有道的话,那么他本人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如此这般的周游列国、奔走呼号了。当孔子师徒流亡于“陈、蔡之间”时,“子路愠见”、“子贡色作”,几个最早入门的弟子之心也有些动摇了。因而孔子便分别找来子路、子贡和颜回三个弟子谈话,并向他们问起了同一个问题,《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而三个弟子对此的理解却是不一样的。在子路看来,“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听后反问道,“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则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但孔子却教训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而在颜回看来,“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于是乎,孔子认为,还是大弟子颜渊说得对;于是乎,他才作出上述一番要做其助手的表示。应当说,司马迁这一段有关于孔子师徒间的人物对白是极为生动的,尽管三个弟子的所见不同,他们的话无疑都在凸显着一个“道”字,并且旨在进一步地渲染,孔子师徒的流亡,的确就在于“谋道”。

当季康子向弟子冉有打听“孔子何如人哉”时,他这样回答说:“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其意思是说,孔子乃是一位正人君子,故应求之以道义而不可以小人之利,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5];反之,即使给他2万五千家的食邑,他也一样不会见利忘义地予以接受的。由此可见,孔子的流亡的确并不在于什么“谋食”或谋利,的确是在于“谋道”。但当“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时,司马迁在此写道,“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并且更假孔子之口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乃至说孔子还“欲往”。但弟子子路在一旁则“不悦”,“止孔子”。因而,孔子又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而下面的一句却极其关键,“然亦卒不行”。意思是说,但终究孔子还是没有去。但问题却是,为什么“卒不行”?他不是要“为东周”、不是要兴周道于东方么?

古来学者,不管汉儒还是宋儒,无一不将“为东周”释为“兴周道于东方”。如何晏《论语集解》有云:“兴周道于东方,故曰东周”;朱熹《论语集注》亦云:“为东周,言兴周道于东方”。然而这类解释,却似乎是说不圆、讲不通的——由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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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口出此言之时,周天子则依然乃是当时整个天下的共主;而且为孔子所生活的鲁国亦并非他乡而是谨守周礼、推行周道的伟大典范。故孔子本人仿佛便没有必要再去如此固执地坚持和行动。虽然“东周”与“西周”的确可以说是一对相对而言的概念;但若与其片面地将其理解成一对简单而对立的地理名词、时空概念,倒不如说它们是一对个性鲜明的政治思想理念;甚至可以说,是仅仅属于孔子个人性的、心仪已久的一个“理想国”或“乌托邦”。既如此,则恐怕孔子本人便不单单需要只梦见周公罢了而且还要从此学周公而亲自“制礼作乐”,并亲手构建起一个有条不紊、持续发展、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和谐社会了。

至于为什么“卒不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应当说是肯定的:孔子之所谓“东周”,的确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在现实的意义上而且从根本上说,总是没法实现的。也许《论语》中“子曰”的1句与此相似的话,要比司马迁的语气更为适合,“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6]我们注意到,虽然孔子的这句话较司马迁之转述过的一句话似乎仅少了三个字,在前后两句看来类似的话之间似乎只存在着“如用我”与“如有用我者”及“其为东周乎”与“吾其为东周乎”之区别,但在实际上,却是差之毫厘,缪以千里:其中“如用我”一句显系有所指,即指“以费畔季氏”并“使人召孔子”的“公山不狃”,而且虽然司马迁尝有言曰“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并且似乎孔子本人同时还作了“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这样一句明确表示,“然亦卒不行”——而这倒未必就与“子路不悦,止孔子”之间有什么必定联系,这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然亦卒不行”却是其中最主要的;但“如有用我者”一句话中的“有”与“者”,却仿佛并没有所指,而且更带有着一种推测和假想的意味——而实际上仿佛在说,这种“者”其实却是没有、根本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存在的——而事实亦正如此。同样道理:“其为东周乎”一句话中的这个“其”,显然同“者”一样,是个代词,而且很显然是指“公山不狃以费畔”中的“费”这个小邑——其意思似乎在说,孔子希望它从此而能发展成为“东周”;但是,“吾其为东周”一句话中的“其”,则显然是个副词,其意思则是说,我(孔子)将使“之”(宾语缺省)发展成为“东周”——至少其中这个被缺省了的宾语“之”,因与“如有用我者”的“者”正相对应,因此也同样是不确定的。既然这个“者”实际上并没有或者不存在,那末这个被缺省了的宾语“之”,相应地也便不复存在了。盖正惟如此,司马迁才要在这段话中穿插进“子路不悦,止孔子”这样一段小小的插曲,并且还要在最后追加上一句“然亦卒不行”这样一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而且完全可以想见得到的基本结局。因而可知,如果说孔子的流亡是为了“谋道”这样一个结论,也一样是不能成立的——由于这一理据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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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无端、单薄而又荒唐、无谓的。

其实“道”之难言,即早已令老子、孔子等古圣先贤们求索不尽、浩叹不已,更没必要说这个“1”。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7]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8];甚至于,他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9]——为了这个“道”,他甚至想不活了;而且还是如果早上闻知了这个“道”的话,那末到了晚上,自己就可以不活了。既如此,业已沦入流亡生活中的孔子,是不可能再为这个“难言”、“难闻”的“道”再去四处奔波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本人“已闻”、“已知”了这个“道”的话,那末他恐怕就不想活了;既如此,那么他还用得着那样去不停地流亡、奔波么?为了这个不可闻、不可言、不可知与不可得的“道”而奔走,这可能么?而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有甚么意义?或“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又怎么样?这个“命”又是什么?它乃是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道基本边界;或者用庄子的话说,它是人之所谓“大戒”[20],正像人的“大限”或“死期”一样,没有人能够知道,也没有人可以从容地掌控,正如子曰“未知生,焉知死?”[21]既如此,何以知“道”、因何为“谋道”而展转、徘徊、奔走或流亡?如此看来,如果说我们倒真的极可能被太史公司马迁的话给骗了——很可能被其笔下那个既像是在“谋食”而且更像是在“谋道”的不断流亡着的孔子给骗了,也未可知。其实,尼采早就说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哪一位真正的哲人是“真正诚实的”[22];至于司马迁这个人,大概也并不例外——他不可能不撒谎,也不可能不欺骗。

三、流亡:“诗人”/“哲人”

众所周知,孔子无疑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哲人;与此同时,他还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23]。既如此,其中的问题大概就好说了——这是由于,在人们通常的意象里,只有像屈原一样的诗人、像他这样的“诗化哲人”的形象,看上去才会孑然一身、愁容满面,浪迹旷野、行吟泽畔,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直面于眼前苦难的黑暗现实、仰望着头顶浩渺的莽莽苍天,悲悲切切,凄凄惶惶。于是乎,便诗性大发、汪洋恣肆,纵论于古今、求索于上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于是乎,《离骚》、《天问》与《九歌》生焉。

那末孔子本人到底算不算屈原式的诗人或诗化哲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在《史记》中,司马迁是将他与屈原、孙武、周文王、左丘明、吕不韦和韩非子放在一起谈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年龄》;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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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4]。为什么太史公要将此十者论在一起?因为他们“大抵贤圣”,而且“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而能固有着如此气质和天性的贤圣们,则不是诗人,就是哲人;或说,他们既是诗人又是哲人——至于普天之下的所有芸芸众生们,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都是这类模样的。要知道,古之贤圣,其作为个体和偶在本身,都是绝无仅有的、唯一的,而其存在意义与价值,也是不可多得、不可重复的。

其实,诗人与哲人或者说诗(学)与哲学,本来就是2位一体、不可分离的。在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看来,“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25]其中,“哲学没有诗,正像诗没有哲学一样,是不适宜的或无法衡量的。在最终的分析中,哲学与诗并没有争纷”[26]——换句话说,诗即哲学;反之,亦然。试问:在“诗”与“哲学”之间,真的存在着甚么区别吗?人们总是要嘲笑那些诗人其实只是“疯子”同时他们也总是要嘲笑那些哲人看似“疯疯颠颠”的模样——好像在他们的眼里,惟有自己,才算作是个“正常人”。但是这一点不是也可以证明,“诗人”与“哲人”或说“诗”与“哲学”间的共同之处吗?不管怎么说,“诗”与“哲学”之间,总是天然地存在着相同而又与众不同的气质;惟其如此,它们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总是那末的不和于俗,而且总是与广大民众(the mass)之间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并让大多数人感到难以理解或者不可理喻,甚至于最终竟没有人再愿意去接近它们。但是这对它们而言,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由于我们看到,当下已有越来越的人已自动在冷淡着它们并且已主动放弃了它们;而且即便那些为“活着”而不能不要死抱着它们藉以为自己“饭碗”的知识分子,也已根本不能乃至无法真正走进它们,更不消说是望其项背、观其堂奥了。于是乎他们也便由此而终成为了孔子之所谓的“为此诗者”。然而,孔子不是说过“为此诗者,其知道乎”[27]?其实,孔子的这句话,不过只是个设问,是自问自答、不需要回答的那种;而其意思,则不过是说,“为此诗者”,不知“道”也。此外,在本文看来,他们不仅不知“道”,而且他们仿佛一下子便什么都不知道了——不但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从哪里来和最终又要到哪里去。既如此,则岂不悲乎!

那末作为流亡诗人/哲人的孔子究竟要到哪里去?他本人到底愿不愿意走?对此,孟子曾说过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28]而且同样的话,还可以见诸于孟子的另外一段具体而生动的话语表述之中:“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9]——这两段看似相同或相近的话,从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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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从正、反两个方面,明确表达了深“明王道”、在外长期奔走达10三年之久和“干七十余君莫能用”[30]的孔子,站在“去鲁”与“去齐”这个十字路口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窘境:一方面他对行将阔别自己生于兹、养于兹、教于兹的鲁国,充满了缱绻之心、眷眷之意和依依惜别之情;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终得以逃离齐国,流露出了言说不尽的欢乐与快意甚至他连饭都等不及做好、用完,便毅然绝然地决定要离去。因而可知,在孟子心目中,孔子对“齐”、“鲁”两国是怀有着不同的思想感情的——“故土难离”,此乃人之常情,大概不难理解。但问题却是,为何他最终还要走、还要离、还要奔走和流亡呢?是为“谋食”、为“谋道”还是为其他别的甚么气力和原因?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十分复杂的。

英语中对“流亡”这个词的释义,也许比汉语要来得更加地道:“be forced to leave one?s native”,“go into exile”,而所谓“流亡政府”一词则是“government-in-exile”。而且众所周知,英语中表示“国家”/“祖国”意思的词一般有三个,从政治的意义上说是“state”,从领土的意义上说是“country”;但若从民族的意义上说,则是“native”。因此“流亡”一词的英文释义中的“native”,正可与孟子所谓“去父母之道也”一语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同时,“be forced to leave one?s native”中“be forced”这1结构,特别凸显了“被迫”之意;也就是说,所谓“流亡”,究其实,乃是一个人要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或说是“去父母之道也”。那末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孔子被迫流亡;或,到底又是什么或谁迫使孔子走向流亡?汉语中对“流亡”一词的解释,则以突出何以流亡的原因而见长。因天灾或者人祸(政治)原因而背井离乡,流浪、逃亡。《诗?大雅?召旻》:“癫我饥荒,民卒流亡”——这显系“天灾”;固然人世间之所谓“天灾”与“人祸”,总是纠结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难以辨别的。而屈原的《9章?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又显系“人祸”。另外,“流亡”一词还有“随水而逝”的自然本意。《九章?惜昔日》:“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既然这句话是出自于行吟诗人/哲人屈原的作品当中,那末所谓“随水而逝”,也便由此而平添了一种新的气象,并不是仅仅只是随水而逝了。

至此,其中的问题看来却仍然是,到底是什么原因或力量迫使孔子流亡呢?

别忘了,“流亡”一词本身隐含着一种强烈的被动之意,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流亡。当然,可以说孔子的每一次流亡都是有某种具体缘由的,而且每种原因也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其中共同的被迫、被动之意,也一样是十分明显的。但究竟是谁在迫使孔子不断地走向流亡?它可以说是某个人,也可以说是某些人,但是若从总体上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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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角度上说,他们却是一群人,一个群体。固然这个群体的构成是复杂的,有的可能是官,有的可能还是大官,但更多的却是平民百姓。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群体就是民众(the mass)或者说是“人民”。也别忘了哲人苏格拉底是怎样死的?他并没有死于国君之手而是被人民以民主投票的形式判死的;也就是说,他是死于雅典这个历史上最民主最伟大的城邦的人民之手:在由500人组成的大陪审团中,竟有280票认为他有罪而仅仅只有220票认为他无罪[31]——280:220,高票通过,于是乎,哲人苏格拉底,他死了。但是与苏氏相比,我们知道,后来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却活了但他却从此而走上了一条有如孔子的流亡之路。为什么要走?他的解释是,“我不想让雅典这个伟大的城邦,对一位哲学家再犯下同样的罪行”。而贤圣孔子之所以必须要选择流亡、不断地选择流亡,盖即如此吧?否则,他恐怕也只能像哲人苏格拉底一样,必然是死路一条;换句话说,何以孔子要周游列国?与其说是他在“谋食”、“谋道”,倒不如说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作为一名诗人/哲人而活着,更为深切著明。这一点,若我们透过司马迁的一篇《孔子世家》,大概完全可以看得见。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因而反鲁”——看看这里面用过的三个动词“斥”、“逐”和“困”,大概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鲁乱。孔子适齐”,齐景公本来是想重用孔子的,“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但终因晏婴的一番蓄意挑唆而“以季(上卿)、孟(下卿)之间待之”,晏婴是谁?人民或人民代表。后来“齐大夫欲害孔子”,这时候身为国君的齐景公,也向孔子公开承认说自己也没有招了,“吾老矣,弗能用也”,于是乎,“孔子遂行,反乎鲁”。再后来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鲁国一时间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因而与鲁相邻的齐国闻而惧,“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这可怎么得了?“因而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10驷,遗鲁君”。在这份大礼面前,鲁君如何受得了,“将受”。因而孔子便再次出走。为何要走?孔子是唱着说出其中的缘由的,“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一句话,他恐怕受不了这股“枕边风”。于是他又来到了卫国。卫君对他还算不错,“致粟六万”,年薪六万,“居顷之”,但没过多久,“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其中的“或”,代指“某个人”。于是乎,他又离开了卫国,“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因而遂止孔子”,而且司马迁在这里又进一步地解释道,“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师徒们都走散了。后当孔子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颜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吾以汝为死矣”,而颜渊却很会说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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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何敢死”。接下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于是孔子安慰大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帮人到底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怎样,就这样。后来他还是“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而匡人也还是“人民”,至于说他们以为孔子长得像阳虎就要整理他,但事实上也未必。“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孔子去曹适宋”并“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们说我们还是赶快走吧。孔子虽嘴上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可最终还是逃到了郑国并且又与弟子们失散了。当弟子向人打听乃师的下落,郑人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这不是骂人么?可当子贡以实相告孔子之时,孔子却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没办法,现实中的哲人往往就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或说是他们的宿命。还是一笑了之吧;或者用鲁迅先生说的,哈哈大笑一番,也就完了,没有甚么大不了的。于是大家又流亡到了陈国,并在那里呆了三年。这时候孔子发现,就连自己的弟子们也狂妄自大起来、有那么点“人民化”了,因而便决定还是回到自己的故国鲁国去吧,“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后来他又说,“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可见情况有多么严重。因而又去陈过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5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见此情景,他急眼了,“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而且“斗甚疾”。这下子,“蒲人惧”,他们终究害怕了,有哪个会不怕不要命的呢?于是乎就答应放过孔子;但却有一个条件,不许他去卫国,而且孔子也答应了。但后来,他却没那么做而且好的确没有必要去听这帮乌合之众的,“要盟也,神不听”。后来在卫国又呆不下去了,因而他“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听说赵简子杀了窦鸣犊和舜华。于是乎,他便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这难道是哲人的宿命么?听了这番话,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你这番感慨的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这样解释道:“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什么意思?一句话,兔子狐悲,物伤其类。要知道,哲人的命运总是相同或相似的,这叫唧唧复唧唧,也叫惺惺惜惺惺,大凡性情、才能、命运或境遇等相同或相似的人总会相互爱重、同情,或叫同命相怜。再后来去叶返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便命子路前去问路,结果却遭到了他们对乃师的一番挖苦,“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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