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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汉左倾错误原因探究

2019-06-07 22:52:44

一、三次“左”倾错误都有份

李维汉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老同志。他的一生与中国共产党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历程密不可分。身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地方的主要领导,他亲身经历了党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三次“左”的错误。要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李维汉,不能只涉及其统战、民族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应该深刻剖析其“左”倾错误的原因,并作出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以深化对李维汉的整体研究。

第一次是指1927年1l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它源于八七会议,形成于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于中共“六大”。盲动主义在“六大”尽管受到批判,但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反而导致“左”倾错误得以蔓延和扩展。此时李维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的组织部长,他是该时期“左”倾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强力推行者。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说:“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p228)

第二次是指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它源于中共“六大”。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使“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李维汉作为留守干部没有参加中共“六大”,1929年11月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因此他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在回忆中写道: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p310)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上海党组织几乎全部瘫痪。9月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受到较彻底的批判。

第三次是指1931年1月至1935年l月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它开始于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王明的“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直到遵义------扎西会议,王明路线的军事错误才得以较彻底地解决。

在此期间,李维汉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六届四中全会后,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1931年6月去莫斯科学习。1932年底回国。1933年4月奉命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开始担任组织部干事,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后,成为没有实权的组织部长,但他仍然执行王明的路线。

当时,李维汉没有掌握实权,也没有得到博古等人的信任,但他在反“罗明路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明路线”就是李维汉发现的:“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39,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5月6日,李维汉在红军学校党团活动分子会上说,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个组织都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何立波:罗明与“罗明路线”,载于《百年潮》2002年第11期,p27)正因为于此,1941年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在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如前所述,李维汉在三次“左”倾路线中的影响和作用是有所不同,这自然与其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变化有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不仅要研究历史现象和客观事实本身,而且要研究隐藏在行为表象背后的领导人物的心态,以探求事件的本质和客观规律。由此,我们不禁要问,李维汉为什么屡犯“左”倾错误呢?

二、“左”倾错误的原因

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两个基本特征,即“唯书”和“唯上”。前者指的是来源于书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指的是仰仗于共产国际。

一方面,李维汉的“左”倾错误主要是其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维汉早期的指导思想为无政府主义。1920年赴法的李维汉在华法教育会候工期间,阅读了大量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于是,李维汉等就“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把勤工俭学看成是改造世界的方法。”(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C).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p123 ) 1920年7、8月间,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一致同意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但在采取的方法上意见出现分歧。蔡和森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肖子升主张改良主义。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李维汉无疑赞成后者。他在8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有未敢赞同之处。”[2]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P99。

蒙达尼会议后,李维汉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在蒙城附近鞋厂做工的李维汉经常到蒙达尼公学找蔡和森交谈,其思想明显受到来法国找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在法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在法国补习了四个月法语的蔡和森就“猛看猛译”这些进步书籍,他把《共产党宣言》等段落抄录在卡片上,站在开会的会场向大家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把工学世界社的二、三十人召集到蒙达尼,“请和森同志讲话……经过三天的热烈辩论,大多数人思想一致了,都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C).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p124李维汉在回忆中也说,他读的就是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才明白只有走十月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1922年李维汉参加了一系列的斗争,完全放弃了工学主义的幻想,参与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思想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底,李维汉带着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回到国内,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由于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李维汉来不及对理论进行系统化的揣摩和研究,也不可能把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便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1923年4月担任湘区党委书记,领导湖南从事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把李维汉推到历史前沿,他就用不成熟的理论思维模式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或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左”倾错误的道路。的李维汉经常到蒙达尼公学找蔡和森交谈,其思想明显受到来法国找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在法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在法国补习了四个月法语的蔡和森就“猛看猛译”这些进步书籍,他把《共产党宣言》等段落抄录在卡片上,站在开会的会场向大家讲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李维汉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把工学世界社的二、三十人召集到蒙达尼,“请和森同志讲话……经过三天的热烈辩论,大多数人思想一致了,都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1]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C).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p124李维汉在回忆中也说,他读的就是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才明白只有走十月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1922年李维汉参加了一系列的斗争,完全放弃了工学主义的幻想,参与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组建,思想上已经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底,李维汉带着不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回到国内,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由于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李维汉来不及对理论进行系统化的揣摩和研究,也不可能把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便立即投入到革命洪流中。1923年4月担任湘区党委书记,领导湖南从事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把李维汉推到历史前沿,他就用不成熟的理论思维模式领导中国革命实践或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左”倾错误的道路。

另一方面,“太上皇”共产国际对李维汉等,在思想上产生重要影响。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在上海市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通过了给中共以深远影响的是加入第三国际案。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告全体党员书》没有经过慎重研究,而在会议上草率通过,使其中的“左”倾错误------不断革命论和偏激情绪充斥其中,这为“左”倾错误鸣了锣,开了道。李维汉除文件中对自己在马日事变中的批评表示异议外,其余均全部接受,并且认为该文件是“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85年p231)因此,李维汉在制定政策时,思想肯定受其影响。

中共“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就在中国大肆贩卖布哈林的激进理论,即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三时期”理论。他们认为全面实行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很快可以到来,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之内取得胜利,以至推翻整个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李维汉列席参加,他同意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文件,同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李维汉在1930年6月l1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转引《回忆与研究》p305)很明显,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因此,李维汉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至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中,共产国际的影响尤为突出。王明就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直接扶持上台的,并操纵中共中央的实权。李维汉在回忆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反思的: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p337)结果,李维汉对中国革命又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认识根源是经验主义,其早期决策主要依赖于局部地方的经验。

李维汉对中国国情较早地进行探索,并作了一些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1926年湖南的农民运动及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与李维汉的正确领导是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北伐战争期间湖南农民的大力支持,使共产党认识到了农民潜在的力量。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湖南省委和李维汉完全同意这报告,李维汉首先同意其在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全文发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调查之风,对李维汉影响很大。他在给中央的报告就说:“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3]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p27)随之他又撰文强调,湖南农民革命之所以突飞猛进的原故是“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之十。富农占百分之十。”([3]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p33)共产党要领导革命成功,就必须要取得农民支持,“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的革命出路问题。”([3]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p37)在调任中央前夕,他还在起草湖南农民土地问题的草案。这些都充分表明李维汉相当重视农民问题,说明他对中国国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是在李维汉进入中央决策层后,他就根据湖南地方的局部经验对革命形势作出判断。马日事变后,十万农军向长沙进攻,结果进攻到长沙的只有浏阳潘心源率领二、三千人,且被敌人一触即溃,当时滞留在长沙的李维汉洞悉此情况,因此他对农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192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上海召开。在讨论领导干部是否采取单纯工人成分的问题时,负责组织工作的李维汉认为,“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否则“党的力量实无力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85.P181)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真正提拔工人和农民,而是在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单纯的工人成分。当时,李立三鼓吹的“城市中心论”在中国大行其道。“城市”是人的脑袋,“农村”是人的“四肢”,这样的观点李维汉等基本上是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不愿深入农村,从事艰苦具体的农村工作,而是急功近利,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工人暴动,走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俄国式道路,因此李维汉犯“左”的错误难以避免。

其三,思维根源是封建主义。

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毒瘤,在中国可谓是根深蒂固,对人们的思维产生较大的消极作用。作为领袖人物如晚年时期的毛泽东,主要是搞个人祟拜,缺乏民主,独断专行。作为非领袖人物,封建主义则在另一个层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盲从。李维汉犯“左”倾错误与“盲从”是紧密相关的。

李维汉的盲从,我们可以从他的性格特点上加以分析。萧子升对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李维汉评价是“为人‘精细’”。(新民学会资料P139)但从李维汉早期的革命活动来看,他最大特点应该是具有包容性的性格。李维汉早期主张用勤工俭学的方式改造社会,并不赞成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但他的态度很温和,并不强求一律,他“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竟取法他,”他说,“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时尤尊重人家的人格。”([2]湖南省博物馆历史部校编.湖南革命史料选辑.新民学会文献汇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P99)他的这种性格对于领导决策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当决策正确却遭到多数人反对时,正确意见难以坚持;当决策错误大多数人不反对时,错误的决策就会执行和推广。退出决策层的李维汉为了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总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按领导的意图去办事。政策执行者要不犯错误,就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其决策人物的决策务必是正确的。可惜在中国革命最动荡的时期缺乏核心领导人物。陈独秀犯右倾错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犯“左”倾错误,就连工人成份最纯的向忠发也变节。李维汉自中共“五大”后进入中央决策层,因与瞿秋白推行盲动主义“左”倾政策,很快退出决策层。自从毛泽东为党的核心人物后,总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中把握住革命前进的方向。假如党在三次“左”倾错误期间,有毛泽东式的英雄人物“掌砣”,李维汉这样忠诚的革命家,忠实地履行党的决议,决不可能屡犯“左”的错误。毫无疑问,李维汉骨子里的一些盲从性格和当时领导人物的现实状况造成了其屡犯“左”倾错误的原因之一。

其四,李维汉有段特殊经历。

马日事变发生后,李维汉根据湖南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下令停止工农群众武装扑城,([6]详细论述见拙作,《马日事变前后李维汉评价新析》,《求索》2002年第三期p135)结果遭到罗明纳兹、蔡和森、周恩来等的连篇累牍的批评。罗明纳兹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中说:“最后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省党部的指导者(原文此处有‘李维翰’三字)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十万农民……进攻长沙,李维汉见此大怒,斥为小孩子的把戏。”周恩来也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说:“马日事变。当时群众力量是可以征服敌人的,党不但不能领导群众进攻,而且禁止群众进攻,这是中央与省委都要负责。” ([7]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马日事变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p566)李维汉正确意见遭到贬斥,再加上与日俱增的冒险复仇情绪,以后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决策的执行者,导致他再不敢下停止进攻的命令。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期间, 南京党组织几近瘫痪。我们都知道李维汉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而很少人能真正意识到这正是错误的历史总结给以后的历史付出的沉重代价。

三、对李维汉不断改正“左”的错误的评价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过去常说的十次路线斗争,现在该怎么看?……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p293)既然瞿秋白、李立三都能得到较高的评价,那么李维汉在前二次“左”倾错误的革命动机同样也应得到肯定。李维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已经*边站了,他犯的“左”倾错误较前二次相比,事实上要轻微许多,但他在回忆录中还是承认,这是他一生犯的一个大错误。“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P996)这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左”倾路线作的总结。李维汉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李维汉等对革命形势判断失误,主要是缺乏系统的理论;理论出现真空,共产国际的所谓理论才可以趁虚而入;共产国际的理论特别是错误的理论之所以在中国能肆无忌惮地推行,主要是缺乏核心人物左右当时的政策;李维汉不能成为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主要是他对中国国情研究不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个性特点和自身的特殊经历。当然,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在我们党内犯“左”倾错误是普遍现象,只不过李维汉表现得较为突出而已。

李维汉“左”倾错误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只是革命实践效果不好。这些说明他当时的认识水平与绝大多数领导人处于同一水平,犯了一般革命家常犯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为李维汉错误辩护。毛泽东说:“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p873毫无疑问,李维汉的“左”倾错误对我党的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善于解剖自己的李维汉非常清楚这一点。在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李维汉“高度重视理论修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自己错误从不掩饰,并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l1](材料来源于维汉中学(今长沙县一中星沙校区)李维汉革命事迹陈列馆)。更可贵的是,李维汉在晚年对我党如何防止“左”倾错误仍关注有加。他在北京住院期间,一直思考“左”倾错误思想在党内的影响。1980年5月24日他去看望邓小平时,建议全党补上这一课;1982年9月,李维汉在“十二大”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剖析了派性的实质、特点和危害,在党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p375)的今天,李维汉晚年的贡献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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