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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下社会结语如何看待清代秘密社会

2019-05-17 18:42:33

清朝秘密社会也如同整个中国秘密社会一样,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民间结社组织,是当时一部分下层大众,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由于它所宣扬的某些教义和口号,具有反抗时政的特点,与主流社会相悖离或对立。特别是在阶级矛盾激化时,常常发动下层大众起来造反,因此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和“叛逆”,严加打击,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这些组织总是处于秘密状态,所以人们称它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清朝秘密社会与农民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汉族的农民起义,大多是由秘密教门或秘密会党所发动和领导的。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和评价秘密社会及其发动、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我国历史学界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

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为了鼓动秘密社会,特别是秘密会党参加反清革命,因而一反以往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把秘密社会视为“叛逆”的作法,把他们看做一种反清的“革命团体”。革命党人陶成章就把白莲教和天地会都作为这样的团体加以肯定。民国年间,一些学者虽然很少肯定白莲教等教门,但是,对于天地会(包括哥老会)和海外洪门,则由于它们在辛亥革命中曾经积极参与或帮助过革命党人颠覆清王朝的斗争,因此依然给予充分肯定,把他们誉为“民族革命团体”。

在新中国建立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为了颠覆旧政权,建立新中国,曾大力讴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新中国建立早期,历史学界为了改变以往封建史学污蔑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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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的观点,也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力歌颂,有关农民起义的论著,大量出现,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被历史学界誉为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历史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导下,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对农民战争的评价,被抬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十年动乱时期,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因而,在史学论著中,往往把历史上一切遭到统治阶级打击、弹压的活动和事件,乃至历史上真正的盗匪,也称为“农民革命”,加以歌颂。秘密社会在历史上不断举行造反活动,于是,秘密社会的组织,也就被戴上了“农民革命组织”的桂冠,它们所进行的造反活动,则被归入“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史”的范畴。而且人们在论述这些造反活动时,只有歌颂,很少批评;只讲秘密社会组织及其造反活动的光明面,很少或成心回避其阴暗面和对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否则就会被扣上“污蔑农民起义”的帽子。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以后,历史研究中,开始客观、公正地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和邪教活动的猖獗,人们又往往把中国历史上的天地会(洪门)等秘密会党与当代*联系起来;把历史上的白莲教等秘密教门同*和其他当代邪教组织联系起来,从而对历史上的秘密社会作出了完全负面的结论。一些论著只看到历史上的秘密教门、会道门与当代邪教有诸多相同和类似之处,诸如教主崇拜、编造邪说、精神控制、敛取钱财、从事秘密活动和危害社会等;历史上秘密会党的消极方面,如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从事*贩毒等,也与当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于是有人把历史上秘密教门如白莲教甚至太平天国也看作是“邪教”,把历史上的天地会等帮会组织也看作*而加以否定。

我认为,以往把农民起义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历史上的秘密社会的造反活动不加区别地加以肯定固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如果把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又一概视为“邪教”,把秘密会党视为“*”而加以否定,一样是不可取的。

为何在看待历史上秘密社会问题上会有两种极端的倾向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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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秘密教门与当代会道门及邪教之间,既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

当代会道门、邪教与历史上秘密教门、乃至国外邪教确切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如明清时期秘密教门所宣扬的“弥勒救世”说和“末劫”说,同当代会道门所宣扬的“末劫说”,当代国内外邪教宣扬的“末世论”,具体说法虽稍有差异,但本质上确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利用“世界末日”或劫难行将来临等邪说,恫吓人们加入其中,然后通过洗脑,对信众进行精神控制,再驱使信众反对世俗政权,建立以该教教主为首的神权统治。

清代秘密教门的具体说法是:人类自从被“无生老母”创造出来到最后毁灭,要经历“青阳”、“红阳”和“白阳”三个“劫期”,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红阳劫期之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和最后一次劫难。劫难来临时,信教的徒众将会得到无生老母的解救,其他人将与旧世界一同毁灭。在这次劫难过后,将有弥勒佛降生尘世,在尘世建立一个人间天国,取得拯救的信徒将进入幸福美满的“白阳劫期”。这与当代邪教所宣扬的“末世论”确实十分相似。不仅如此,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与当代会道门与邪教在吸引信众的手法、活动方式等也大同小异。但是,二者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是它们处的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和会道门存在于中国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当代邪教则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因此,它们的社会功能也有所区别。

历史上的秘密教门虽然也有诸多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但是,其存在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不应视为“邪教”。历史上秘密教门宣扬的“弥勒救世”说,客观上反应了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不满现实和期盼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要求。它们进行的造反活动,客观上也打击了明清时期的封建统治,尽管其教主在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登极称帝,建立神权统治。固然,也应该看到其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比如平时教主利用传徒敛钱渔色,有的教主把信众奉献的血汗钱大肆挥霍,或购置房产田地,使自己成为新的地主豪强;有的则为自己或子弟捐官,跻身统治阶级。一旦遭到失败,便利用信徒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借助于“弥勒救世”和“末劫说”鼓动信众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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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以实现自己登极称帝的*野心。秘密教门的教主们在骨子里渗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思想,他们的*理想便是颠覆世俗封建统治,而代之以神权封建统治。它们的*理想如果成功并加以实践,历史将不是前进而只能是倒退。尽管秘密教门具有很多消极作用与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把它同当代邪教相混同,不能站在明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也把秘密教门称为“邪教”,而是把明清时期的罗教、黄天教、八卦教等带有宗教色采的组织,称之为“秘密教门”。至于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起义,尽管具有“新兴宗教”的许多特点,但这只说明它们的局限性和弱点,由于它们也同秘密教门一样,是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它们所反对的主要是国内封建统治和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功不可没,也不能以“邪教”看待。

为何不应把清朝秘密教门称为“邪教”呢?由于在中国历史上,“邪教”的概念最初是佛教僧人站在正统佛教立场上,把异端教派称为“邪教”.宋代僧人志磐在《佛祖统纪》中,便把茅子元倡的白莲宗称为“邪教”。他在谈到茅子元倡立白莲宗时说: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明清时期,统治阶级沿袭正统佛教的做法,把白莲教等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称为“邪教”。不过,明清统治者称白莲教等组织为邪教,主要不是从宗教的“正”、“邪”斟酌,而是由于这些组织不断造反,从而危害到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和封建国家的稳定。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当然不能站在明清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把危害到清代封建统治的秘密教门也称作“邪教”。

清末民初,秘密教门开始向会道门蜕变,它们的教首们为了到达登极称帝、建立神权统治的目的,竭力维护旧的封建独裁君制,反对共和制的民国政权。他们还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维护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反对新思想、新道德;并且提倡迷信,反对科学,从原来要求社会变革旧制度的反抗者,演变为维护旧制度的卫道±。他们还借传徒敛钱渔色,残害信徒的身心,驱使信徒去反对世俗政权,以实现教主建立神权统治的*野心。新中国建立后,他们继续反对中国*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多次举行叛乱,企图达到推翻人民政府,建立神权统治的目的。

总之,历史上的秘密教门预会道门和当代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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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虽然有不少相同或类似之处,但是,由于它们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其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也不完全相同,所以不能两者混为一谈,不应把它们称作“邪教”。

清代的秘密会党同演变后的帮会和当代*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清代历史上的3大秘密会党(包括天地会或称洪门、哥老会或称红帮以及青帮或称安清道友)与民国年间的四川袍哥、各地的洪门(实际上包括天地会和哥老会)及上海青帮等,确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它们都从事打架、斗殴、抢劫夺财、*贩毒等集体犯罪活动。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很大区别。清朝3大秘密会党本身乃是下层大众的互助性结社组织,平时对内实施互济互助,对外自卫抗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会党首领往往利用反对贪官污吏或“反清复明”等口号,反对清王朝的压迫和剥削.有些还反抗过外国侵略者。因此,他们的存在和举行的造反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清末民初由于军阀混战等各种复杂的缘由,使四川的袍哥演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土匪;民国年间的一些洪门组织也成为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上海的青帮,也是因为租界的特殊环境,特别是青帮3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在20世纪2三十年代,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相勾结,屠杀*党人,弹压工人运动,并且在租界和国民党当局的庇护与鼓动下,大肆进行“黑色事业”,并且把从黑色事业中聚敛的钱财,用于金融和工商业和娱乐业等“白色事业”,从而使青帮从以往下层群众组织,逐渐蜕变为*组织。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民国年间四川的袍哥演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土匪,一部分洪门组织成为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上海的青帮蜕变为*,就否定历史上三大秘密会党曾经有过的积极作用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

如何准确地把清朝历史上的秘密会党同当代*区别开来,既看到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又看到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分,这就是本书希望解决的另一问题。

清朝三大秘密会党与民国年间的帮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阶级构成和活动来看。清朝秘密会党主要由下层大众所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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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贫苦农民、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兵丁、差役和乞丐、僧道等。他们结会的主旨,主要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利用秘密会党的组织,进行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以及*贩毒等集体犯罪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但其范围和范围小,而且大多为生活所迫,不同于*的“黑色事业”。民国年间的帮会和*则不同,他们的成员和首领,虽然最初也大多出身于下层社会,但是,后来借助于军阀混战或与当权者的勾结和从事黑色事业,往往跻身于上流社会,其首领往往还成为军阀和官僚,有的还成为民国年间的“党国要人”。他们还利用在黑色事业中聚敛的钱财,投入到白色事业当中,成为当时的金融家或实业家、社会名流。

其次,从社会功能来看。清代秘密会党在平时,在内部实施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以原始形式的组织维护部份下层群众的利益。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其首领往往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清代农民起义中,有许多都是由秘密会党所发动和领导的,如天地会系统的有:清代前期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晚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清末广西天地会起义,和辛亥革命时期海内外洪门支持革命党人颠覆清王朝的斗争等;哥老会系统的有长江流域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犯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省哥老会积极参加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等。这些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而民国年间哥老会所参加的军阀混战,则给各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物资上的损失。上海青帮三大亨帮助蒋介石屠杀*党人、镇压上海工人运动,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总之,《中国地下社会》的清前期秘密社会卷和晚清秘密社会卷,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有清一代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的历史。本书力求对清朝秘密社会的历史,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既看到它们的积极意义,也指出其消极作用和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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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877—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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