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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商人经营之道探析

2019-05-16 05:25:29

摘要:突破以往文学作品的局限,生动展示众多商人的商业经营理念及其经营活动,是明代小说“三言”“2拍”一个重要而突出的内容。其通过对商人们思想和心理状态、商业经营原则与策略、社会意识和关怀等多方面内蕴的深刻揭示,反映出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繁荣发展,商人们在经营观念上日益成熟、理性,而这正是此历史时期的重要特点。时至今日,“三言”“二拍”塑造的各式鲜活、饱满的商人群像,及其凸显的商人经营之道的丰富内涵,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商业发展及商人活动的宝贵资料,有着深入的历史认识价值。

关键词:“3言”“2拍”;商人;经营之道

明朝以前,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古圣先贤、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而市井细民、尤其是商人很少在文学舞台上露面,并且,受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影响,商人即使在有关题材的作品中出现,也大都是重利轻义、刻薄贪婪的庸鄙龌龊形象,是遭人唾弃憎恶、被人讥笑蔑视的角色。然而,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空前繁华发展,财富和商业活动对国家及个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在这种背景下,全部社会商品意识增强,传统贱商观念遭到了强烈质疑和冲击,“治生”“求富”的合理性、正当性逐渐得到认同。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比前代大为提高,而作为社会现实的集中反应,明代通俗小说中大量出现了对商人经营活动不同角度的描述。以“三言”“2拍”为代表,可以明显看到,其所描写的商人,突破了以往利欲熏心的脸谱化形象,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不仅如此,作品深入反映了商人们的思想与心理状态,通过对其致富进程的生动描写表现和揭露出其经营原则和策略,并赞扬了他们济困扶危的社会责任感,塑造了形象鲜活饱满、充满时期气味的新商人形象。

1、坚定自信的从业态度

受明代社会重商思潮影响,“3言”“2拍”一改以往文学作品“以经商为贱业”的论调,而宣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书中描绘的各类商贾,普遍表现出对自身职业的坚定态度,他们天经地义地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初刻拍案惊奇·乌将军一饭必酬》故事写道,王生生于商贾之家,长大后婶母杨氏建议他:“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随即“怅然道:这个正是我们本等。’”话语问流露出对经商的自信和自豪。《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徽商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但由于“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举反在次着”,他便毫不犹豫地弃儒经商。《喻世名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蒋兴哥,生于商贾世家,深知经商是“衣食道路”,所以当新婚妻子不舍得他外出行商,他说道:“夫妻两口也要安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什么时候!”毅然离别妻子外出经营。从上述言谈可以看到,商人们本着以贫为耻的想法,并不羞于谈商言利,甚至强烈表达了只有经商才能够使生活富足、才是立命之本的鲜明观点。

正是基于这种对职业的坚定信念,基于兴家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成绩导向,商人们即便遭受困难挫折也常常能够勇往直前。王生经商接连被打劫,本钱屡遭亏折,但他并未因此灰心丧气,而是在婶母“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的鼓励下坚持不懈,“不上数年,遂成大富之家”。《初刻·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文若虚也是如此,最初他做生意屡屡赔本,但他却并不是就此甘心失败,在别人的指引下,以仅有的钱买了几篓红桔去海外碰运气,结果颇赚了一笔,以后又把捡来的宝物卖给波斯商人而发了大财。《初刻·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的程元玉,离家千里之遥,专门在川陕一带运送贩卖货物,奔波于崇

山峻岭之间,兼须时刻提防土匪强盗拦路抢劫,常常险象环生,但他仍不畏艰辛数十载如一日来往奔走,为的就是取得丰厚利润发家致富。有志者事竞成,这些终能有所成就的商人,皆是坚持信念,“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勇于面对失败和挫折,披荆斩棘、百折不挠。这种勃发进取的商业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谨小慎微的保守性格无疑是一次猛烈冲击。

当然,仅是勇于进取并不够,《醒世恒言》道:“饱衣暖食非容易,常把勤劳答上苍”;“受用需从勤里得”。为了获得事业成功,商人们多能秉持勤恳俭朴、兢兢业业的风格。《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刘奇、刘方兄弟,靠的就是“勤苦经营,家业渐渐兴隆”。《喻世名言·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李秀卿与黄善聪2人,亦不惮“风霜辛苦”,“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1人住在庐州发货讨账”,经过几年“勤苦营运,手中颇颇活动,比前不同”。《醒世恒言·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过迁,少时因沉迷玩乐被父亲赶出家门沦为乞丐,数年后姐夫张孝基将他寻回并责以灌园,过迁“每日担水浇灌,刈草锄垦”、“从清晨直至傍晚,略很多息”,后来张孝基让他任典当铺主管,过迁“一照灌园时早起晏眠,不辞辛苦。出入银两,公平谨慎”,而正因为这类勤恳。他最终使父亲遗留的家业再度振兴。

2、诚信互惠的经营原则

商业经营要持久,就必须遵照职业道德,而遵照职业道德最核心的要求就是“诚实为本、信义为先”,“3言”“二拍”中很多商人的行动传达的正是这种“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的理念。《刘小官雌雄兄弟》中的刘德是个开酒店的小商人,他“平昔好善,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然身旁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钱,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可见其经商心存仁厚诚信,不贪非分之财,是故“1镇的人无不敬服,都称为刘长者”;而且,以诚信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塑造良好商誉,能使商家具有更多顾客、招揽更多生意、赚取更多利润。刘德亡后,两义子秉承其经营原则,“开起一个布店来,四方过往客商来买货的,见二人少年志诚,物价公道,传播开去,慕名来买者,挤挨不开,一二年间挣下一个老大家业,比刘公时已多数倍。”《醒世恒言·大树坡义虎送亲》中韦德之父也是如此,他“在绍兴府开个倾银铺儿”,“做人公道,利心颇轻,为此主顾甚多,生意尽好,不几年,攒上好些家私。”《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秦重,本钱很少,所卖之油物微利薄,但他“做生意甚是忠厚”,故油坊里人“有心扶持他,只拣窨清的上好净油与他,签子上又明让他些。秦重得了这些便宜,自己转卖与人,也放些宽”,如此众人都知晓“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所以他的油比他人分外容易出脱”,物美价廉、买卖公道,对顾客以诚相待,从而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单单作成他”,客源众多需求量大,获利自也可观:后来他接管养父朱老汉的油店,依然秉承诚实信誉的品行,结果新老主顾“见朱小官(即秦重)在店,谁家不来作成,所以生理比前越盛。”

在与其他商人的商务交往中,商人们也恪守诚信原则。《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文若虚,议价将所捡得龟壳以五万两银卖给波斯胡商,而那其实是鼍龙壳,壳内有二十四颗夜明珠,一颗就值五万两,同行者后悔这桩交易,怂恿文若虚再多要些银子,而他却说:“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废物罢了,还亏他指导知道,如何还好昧心争论?”反映了他信守契约的良好德行。《初刻·钱多处白丁横带》中的大商张金,原是领一郭姓商人几万两重本进京经营,后来郭商之子七郎赴京索讨,张金见了他不但“欢然相接”,更“不待七郎开口,把从

前连本连利一算,约该有十来万了,就如数搬将出来,一手交兑”,豪放重信,并不托词亏欠。在生意伙伴间,商人们更以信义相待、坦诚不欺。《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李、黄合伙做生意,彼此财物都公开透明,在交接时,黄善聪“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账目,也交付与张胜(黄之化名)”,绝无私藏截留,“两边买卖,毫厘不欺”。正因如此并力同心,合伙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共同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传统中国社会一直受儒家思想熏陶,十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这深刻影响和制约着各种社会行为,商业经营自然也不例外;而道德的荣誉能够引发顾客、同行和社会的认同,又是商家竞争力的源泉,意想到这一点并能够自觉加以运用,充分证明了商人们在经营理念与实践上的进步性。

3、灵活高超的经营谋略

“3言”“二拍”赞美商人们勤苦耐劳、诚信仁厚的职业操守,也善于刻画他们注重商业信息、谙熟买卖技巧、灵活采取策略,最终获得成功的形象。《醒世恒言·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就颇善经营,其诀窍在于注重市场调查分析、不墨守成规。他认为“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得定的”,即要在实事求是的条件下看准市场再行介入。他初闻得贩漆有益便去贩漆,这时有杭州、苏州两个市场可供选择,他判断“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便向苏州发售而获倍利,但随即他并不拘于思维定式,而是主动调查市场,了解到“原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倒时常短缺”,因而灵活巧变,独独贩到杭州,三两日内即卖个干净,“计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只是少了那回头货的利息”,因而他最终决定还是到远处去卖,径至兴化地方,结果所得利息比苏杭两处都好,足见其灵活精明、随行定市的敏锐经营意识。《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卖油郎秦重,也很注意捕捉供需信息、分析市场需要,并能积极主动寻找生意机会以扩大客源,当他“闻知昭庆寺僧人,要起个九昼夜功德,用油必多,遂挑了油担来寺中卖油”,事毕,他又分析道:“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难道寻常不用油的?我且挑担去问他,若扳得各房头做个主顾,只消走钱塘门这一路,那一担油尽勾出脱了”,可谓临事有谋、进退有方,而寺中僧人因他忠厚也乐与交易,他便“与各房约定,也是间一日便送油来用”,将之发展为长期、稳定的客户。

有些商人则是靠“人弃我取”的独到谋略,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叠居奇程客得助》中的程宰,即本着“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原则,以低价购买他人急于脱手的货物,再在恰当的时机抛售赚取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行动,并不是简单的囤积居奇、投机取巧,而是要求商人必须深谙经营之道,要精通商业规律、掌握商业信息,具有敏锐、长远的商业眼光,否则就容易弄巧成拙造成损失。此类典范还有《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的汪信之,他离家外出寻生意做,“一路相度地势,直至安庆府”,当到麻地坡地方时,看见荒山无数,山上都是炭材,便因地制宜,“纠合无籍之徒,因山作炭,卖炭买铁,就起个铁冶,铸成铁器,出市发卖。”因这一带地处偏僻,无人经营铁冶,他于此独家买卖,自然生意顺畅,“数年之间,发个大家事起来”。后来,他“又打听望江县有个天荒湖,方圆七十余里,其中多生鱼蒲之类”,于是承佃为己业,开发湖内丰富资源,再获厚利而“其家益富”。

“3言”“二拍”中的商人,还很注重商品质量的改进,以高质求赢。 《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夫妻俩,十分讲求产品质量,“蚕种拣得好……凡养的蚕,并没有一个绵茧,缫下丝来,细员

匀紧,洁净光莹,再没一根粗节不匀的”,因此销路非常好,“拿上市去,人看时,光彩润泽,都增价竞买,比往常每匹平添钱方银子。因有这些顺溜,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颇饶裕。”

4、扶危济困的社会意识

“三言”“2拍”中多有雪中送炭、乐善好施的商人,他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留心公众利益、周恤孤弱,倡导“睦媚任恤之风”,把社会关怀作为本身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取得了良好的声誉。《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故事中,杜子春于三起三落再度致富后,第一件事便是不惜千金创办慈善赈济事业,“在两淮南北、直到瓜洲地面,造起几所义庄,庄内各有义田、义学和义冢。不论孤寡老幼,但是要养育的,就给衣食供膳他;要讲读的,就请师傅教训他;要殡殓的,就备棺椁埋葬他。”热心投身于公益事业,故“千里内外,感被恩德”。《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的程元玉,看到店主为难一个忘带饭钱的妇人,围观者不但不施以援手,还嘲笑、诽谤之,他同情妇人,慷慨解囊替她付了钱并曲为辩解,当妇人说:“愿闻高姓大名,好加倍归还”,他则道:“些些小事,何足挂齿。还也不消还得,姓名也不消问得”,可见其施恩不望报的美德。《2刻·韩侍郎婢作夫人》人话中的徽州商人,遇到一名怀抱婴儿企图投水自杀的妇人,他及时制止了悲剧的发生,询知原因后又赠送妇人所需银两,救出她遭监禁的丈夫,此1善举挽救了3条性命。无疑,该商人也是真心同情他人遭遇,不图回报地施以救助,具有着美好的道德情操。

商人们不仅慷慨地对待处于困境的民众,也能够真心帮扶同行的商人。《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中的张大,“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他对待文若虚就是如此,不但应承携其出海、包其“口食”,还雪中送炭资助其置货银两,使得文若虚能够顺利出海并有机会最终获利。《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秉性忠厚良善,在偶拾得六两多银子后他想:“倘然是个小经纪,只有这些本钱,或是与我一般样苦挣过日,或卖了绸,或脱了丝,这两锭银乃是养命之根,不争失了,就如绝了咽喉之气,一家良善没甚过活,相互抱怨,必致鬻身卖子。倘是个执性的,气恼不过,邋遢送了性命,也未可知。”于是就忍饥挨饿等待失主,而失主朱恩确为养蚕种桑的人家,那银子正是本钱;后来施家缺桑出外采买巧遇朱恩,朱为报答昔日情义便将自家桑叶相送,也使施复得以度过难关。《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的吕玉,偶然拾得二百两白银,他念及:“倘或失主追寻不见,好大一场气闷,古人见金不取,拾带重还,我……要这横财何用!”遂经谨慎查实将银归还失主粮商陈某;以后途见客船失事,他又毫不犹豫地出银奖励水手救人,更自此 “益修善行,家道日隆”。

当然,“三言”“2拍”在称赞褒扬良贾、廉贾同时,也有着对见利忘义、狡诈贪婪的奸商入木三分的刻画揭露,这些奸商不择手段地搜敛金钱,内心粗俗、人格低下,散发着恶浊的铜臭。《初刻·卫朝奉狠心盘贵产》中的典商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薄之人”,对顾客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他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9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秤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以少充多,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欺压典当者。《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里典商矫某,“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

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剥贫户,以致肥饶。”《钱多处白丁横带》的郭七郎,江淮贾客“多是领他重本贸易”,但“不平心是他本等,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他人的,好争做歹。这些领他本钱的贾客,没有一个不受尽他累的,各各忍气吞声”。更有奸商乃至因图财而害命,《二刻·迟取券毛烈赖原钱》故事中,林氏与夏主簿合伙开酒坊,在资本份额上“夏家出得本钱多些,林家出得少些”,林氏负责经营,几年下来照本得息夏家“该有二千缗钱多在(林氏)那里”,但林氏欺“夏主簿是个忠厚人”,当他去结算时却分文不给,夏主簿状告至官府,而林氏则买通官府,最终反将夏主簿治罪入狱,致使其含恨而亡。这些奸商为了满足对财富的贪婪欲望,对他人巧取豪夺,不但不能够遵照职业道德,乃至背弃了做人的基本道德,这类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者是人们所极力鞭挞和批评的。

总的来说,“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大多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有着高尚的精神寻求即道德的自律和人格的完善,从而才能够取得久长的成功。“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的表现”,作者笔下勤恳善良、慷慨诚信、忠诚仁义的商贾形象,颠覆了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中,商人皆满身铜臭、庸俗市侩、见利忘义、冷酷刁滑的偏见,对现实中的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做出重新的、客观辩证的认识和评价,深刻反应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商人经营理念的成熟和进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具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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