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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璐瑛口述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2019-05-18 13:30:18

口述/贝璐瑛 整理/秦海

我的父母都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旁工作过,后来还有过交往,遭到周总理、邓颖超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久的感念。

总理改变我大哥命运

我父亲叫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在属重庆市)人,1910年生,爷爷是个小地主。

我父亲从小好学,考入上海的1所大学。云阳是个山区,父亲能考到上海去,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制父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

那是上世纪三10年代初的事。当时的上海,革命思潮汹涌,我父亲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院秘密开会。这剧院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人称"龙副官"。先在武汉,后随李克农辗转到了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

龚澎从1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中文、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重庆1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这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了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实!他们也想找这么一个人,但是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要来参加。

"文

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无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他一次来华,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重庆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也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

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好,很亲切,从不轻视他。一次集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旁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也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

还是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家乡那个爷爷包办来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又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全都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

这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赡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立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父亲告知总理的,而是父亲在向组织填表时说明的。总理把此事放在了心上,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此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已10一二岁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上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大哥上学,其母学了护士。

大哥叫龙骥,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解放后,考上唐山铁道学院,学隧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其母因身体不好,早早退职,随着他一起生活。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派人找他们,并不是父亲的要求,而是总理主动的帮助。由此也可见周总理对人的关怀和虑事

的细密。

母亲收藏的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六岁时随外婆到上海,后来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忍痛离开了重病的外婆,只身到武汉找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

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改名贝海燕。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共产党员陈维清任总干事,我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母亲。母亲舍不得穿,收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旁,成了母亲一件珍贵的收藏。

我母亲还有一件同邓颖超有关的事情,值得1说。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便到了延安,也给安排了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同时精兵简政,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哥哥出生后,母亲就带哥哥。

当时,这样因怀孕、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很多,都向组织要求工作。邓颖超说,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得有人养育。因而她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肠工作。

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一样也有人在乎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令,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口述/贝璐瑛 整理/秦海

我的父母都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后来还有过交往,遭到周总理、邓颖超的教诲和帮助

。这是他们永久的感念,也是我永久的感念。

总理改变我大哥命运

我父亲叫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在属重庆市)人,1910年生,爷爷是个小地主。

我父亲从小好学,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云阳是个山区,父亲能考到上海去,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制父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

那是上世纪三10年代初的事。当时的上海,革命思潮汹涌,我父亲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弄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院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着名的"共舞台"案件。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人称"龙副官"。先在武汉,后随李克农展转到了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

龚澎从1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中文、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重庆1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这么有才气的女子怎样竟被收到了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么一个人,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豪情。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要来参加。

"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他一次来华,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

作)。听说我父亲重庆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也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

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好,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旁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也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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