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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中国要防止文革式封建主义借尸还魂1

2019-05-17 06:19:20

不要“理想社会”, 但是要“社会理想”

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

刘绪源:你曾说过,有些人对你的批评动摇不了你,但刘小枫却有可能构成挑战。这是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上说的吧?

李泽厚:是这样。为何刘小枫会构成重要的挑战呢?刘小枫是“代表”基督教教义批评中国传统,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论点,我认为恰恰是正确的。比如,他说:在中国,人的地位太高了。

确实啊,在中国,人的地位就是比较高。

刘绪源:不过他这些批判,和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也是相干的。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在“文革”中,人不知道“怕”,渴望“造反”,搞“打砸抢”,无法无天,没有畏敬。所以他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和怕》这样的文章和观念一出来,就让人感到新鲜,新奇,也深入到人心深处,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心灵的缺陷。

李泽厚:对啊,所以90年代,刘小枫在大学生里有很大的影响。基督教的精神,正好弥补了我们这里的缺憾。中国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革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就是缺少对灵魂圣洁、灵魂纯净的极度追求,缺少那种自己鞭打肉体来洁净灵魂的作为。

中国的确需要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希望宗教的传布在这方面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能有所助益。其中,特别是以个体绝对孤独为基础、与中国人情迥不相像的上述情感,如何和如何可能被吸收融入,便是在实践和理论上值得关注的要点。

对鲁迅从这个角度作比较、深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刘绪源:“五四”以后,有过一段排除基督教的激进潮流,当时周作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李泽厚: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当包容它。我们应当更有信心。

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人可以帮天地办事,只要掌握了规律,人就能发挥作用。人的气力不小。

所以,我不赞成“天赋人权”,因为人权既是天赋,那末,这就与“王权神授”是一样的,那都成了上帝给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且不讲路易十四。你看日本,日本的天皇,就是不得了的,天皇死了,日本有些老兵还自杀。真有这样的事。但在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去世了,最哀痛的人也不会自杀。没听说过有人自杀吧?

在中国,陈胜、项羽起义前,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这就

是说,王权没那末神圣,皇帝我也可以当。在中国,皇帝要听天的旨意,要祭天。在汉代,皇帝碰到自然灾害,碰到地震,要写“责己诏”责备自己。而天呢,天要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这是三角关系,皇帝统治老百姓,天统治皇帝,而天要受人影响。这和西方,和日本,都很不同。

我不同意“天赋人权”。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从来不提人权,不提甚么个人自由。这都是近代的产物。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到了近代,因为工业的需要,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我们这里也是这样,过去农民进城,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法在城里生活,没什么个人自由。

要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刘绪源:近几年在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很热闹。只是他们运用的那套后现代的话语系统,晦涩难懂,所以一般读者都敬而远之了。你能谈谈对这些争论的看法吗?

李泽厚:由于现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缺失,西方学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强调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化。因此有“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用来反对以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自由、同等、人权、民主)为思想理论(亦即“启蒙现代性”)根据的现代化。

一些学人把这些后现代理论搬到了中国,吸引了好些不满现实的年轻学子,造成了某种混淆。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文革”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以之来反对“启蒙现代性”(即启蒙理论)。于是,反现代也成了一种现代性,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

这使我不免想起,这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不讲话也是一种讲话,避开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从而搞大倡平等的群众运动,逼得人人必须开口表态讲政治,虽然内容大不相同,在理论论式上却几近一模一样,不过当今加上后现代的文风,不如当年爽快明白罢了。对此,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记得在一次对谈中我曾说,陈独秀穿西服吃西餐是“启蒙现代性”,辜鸿铭留辫子吸鸦片是“审美现代性”,亦即“反现代的现代性”,都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袁世凯搞祭孔大典是“审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行为艺术,也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

所以今天我提出:“中国到底要哪种现代性?”或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这是个大问题。是要这类“反现代的现代性”实际是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与前现代权势合流的现代性呢,还是要我所主张的—— 接受、吸取启蒙理性、普世价值并以之作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 也就是“西体中用”的现代性?

刘绪源:现在有人把“文革”,把建国后十七年关门建设的状态,都视为“现代性”,这很奇怪。

李泽厚:是啊,这种说法常常可以听到。当时的确是“反现代的现代化”,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厉行

平等的群众运动来反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曾受到从萨特到福柯等国外新老左派的一些赞扬,但最后走到了十年“文革”,彻底失败了。“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穷”,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所以,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避免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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