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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台内幕

2018-11-08 12:21:00

35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台内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宣言”,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该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谈撰写此文的历史背景及相关情况。

开栏的话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不光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按照GDP来算,中国在世界上占第四位。按照PPP(购买力评价),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中国是世界第二。现在中国拥有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4000多亿,已经占到世界第一位。所以有这个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为了回顾这段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壮举,本版即日起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系列钩沉,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稿,提供新闻线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今天本版刊发该文作者胡福明接受媒体访谈该文出台内幕……

批“两个凡是” 准备坐牢

记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已成为时代转折和改革先声的符号,为什么是你写这篇文章?是偶然的吗?

胡福明(以下简称胡):我在南大是搞哲学专业,拥有专业的敏感性,这也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反思的结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先被打倒,后来成为逍遥派,一路看过来,变成观察者。为什么后来我写文章?因为我痛恨“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上旬,我被作为匡亚明(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当时被划为“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帮”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儿那时只有2岁,被人骂为“黑崽子”,哭着跑回来。这不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后来能够批判两个凡是,与“文化大革命”灾难太普遍有关,老百姓穷透了,苦透了。

记者:那又怎么成为观察者的?

胡:江青、林彪这伙人,我一开始就很反感,林彪叛逃死后,上面通知参加党员大会。气氛很神秘。每人发一张票,排队参加,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清点人数。妻子问我,什么事?我说党内出大事了,林彪反党!

结果进礼堂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上面通报第一句话就是:“关于林彪反党……”我当时就笑了。(笑)所以我当时预测,江青一伙肯定也逃不了。

记者:但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出笼是你没有料到的吧?

胡:是的。江苏省批判“四人帮”的大会我第一个发言。我认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时机到了,当时写了很多文章,以为春天来了,应该拨乱反正了,邓小平要出来工作了,中国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了。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二七社论”,“两个凡是”出笼,批判“四人帮”突然降温,拨乱反正工作开始变得寸步难行了。后来我才弄清楚是“两个凡是”在作怪。

记者:所以你想到写文章批判。

胡:我仔细研究,觉得这样的提法不好,“两个凡是”等于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

所以,大概到1977年4月,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

记者:当时担心被整吗?

胡: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只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就会被指责为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

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那我批判“两个凡是”就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准备坐牢的。

趴在木凳上写出文章

记者:当时担心家人被牵连吗?

胡: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

“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当然不能把“两个凡是”写在标题上,公开“宣战”。

记者:那你是怎么做的?

胡:我懂了,要有斗争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决定将林彪的“天才论”和“句句是真理”作为替身来批“两个凡是”,这些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我就达到目的了。我的选择就是从理论上、哲学上彻底否定“两个凡是”。

记者:成文过程听说也颇费周折?

胡:是的,1977年6月底,正要动手写文章了,妻子被查出患了肿瘤,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蚊子很多,也很热。整个晚上睡不了觉,我就找个木凳放在走廊里,趴在上面,查资料、写提纲,花了好几个晚上。7月,妻子出院,正好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然后一遍遍地改,改得密密麻麻地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

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 未受人指使

记者:后来有人认为你写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邓小平复出的需要。

胡:那是凭我的独立思考的结果。当然后来我知道小平早在1977年5月24日就批了“两个凡是”。但是那时只有很小范围内知道这事,那时我们省委书记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记者:文章是怎么发表出来的呢?

胡:文章写好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找谁发表呢?此前,《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当时要我给他们写文章,我说好。

所以,9月份我将稿子寄给了他,但是几个月都没收到回信。

记者:当时可能是话题敏感,他们不敢发?

胡:我不知道。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到了1978年1月,我终于收到王强华的信和文章小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这样前后又修改了几次。

记者:最终发表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胡:1978年4月下旬,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在《光明日报》见到了当时的总编杨西光、理论部主任马沛文,还有孙长江、王强华。

杨西光告诉我,本来准备在4月2日的《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但是他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很重要,发哲学版太可惜,他要把它放到头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不过他强调说文章要修改,加强它的战斗性。

我住在《光明日报》招待所,继续修改。我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吸收了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吴江提出的意见。孙长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作出了贡献。我最初定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我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以后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后,杨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知道,文章是要先由胡耀邦亲自审定。最终决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

记者:文章发表后,你遇到的压力大吗?

胡: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时间很紧张的。到了6月初,一天早晨我在广播里面听到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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